苏超正在寻求变革，多名前国家队球员将执教，且瞄准职业梯队！2026年城市联赛格局将如何展开？

记者陈永报道 年末，苏超再次引发热议。继2025赛季热度爆棚后，2026赛季苏超有更大布局：在教练层面，多名前国脚将执教苏超各队，如黄勇执教盐城，王新欣执教连云港，张玉宁执教宿迁；在球队层面，除公开招募外，苏超各队还锁定了职业俱乐部梯队，一些豪门俱乐部的冠军梯队球员或将参加苏超比赛。

苏超火爆之后，赣超、湘超、渝超、川超、蒙超等省级城市联赛迅速跟进并同样热烈，如果加上河北的五人制超级联赛，城市联赛已覆盖十多个省市。2026赛季，预计约有20个省市开展城市联赛，包括经济大省山东、浙江等，此外，东三省与内蒙古联合打造东北超。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超寻求变革，吸引更多受关注的前国脚执教及优秀年轻球员加盟，提升比赛质量和观赏性，这在情理之中。但对各地城市联赛来说，无需千篇一律，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特点，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赛事。

回顾2025年，城市联赛带来的冲击巨大，可以说“幸福”来得猝不及防。展望未来，中国足球有望开启全新的竞赛格局。

城市联赛的核心意义在于国家对足球的自上而下战略部署，在基层获得了自下而上的强力支撑，这不仅体现在城市联赛，还包括村超以及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自2021年开始布局的中国县域社会足球赛事，目前已覆盖全国三分之一县域，同时还有更多类型的赛事。

此外，治理驱动也极为重要：其治理模式对中国足球治理体系形成了倒逼作用，“村超”和城市联赛对中国足协、中足联及其他相关部门的足球治理起到了积极示范和推动作用。

热情的球迷带来了更纯粹的足球体验，比如苏超决赛，实际上是亚泰梯队对阵珂缔缘梯队，双方全场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迅速，队员们全力以赴；而若是换成几乎空无一人的赛会制青年赛事，比赛节奏可能就会拖沓甚至缓慢——原因很简单，高强度、高关注度的比赛更能促进年轻球员的锻炼和成长。

这影响还延伸至教练和裁判。在如此火爆激烈的环境下，教练面临更大压力，成长空间更广；裁判同样如此，球迷的关注、比赛强度和节奏带来的压力，经历几十场城市联赛后，再执法职业联赛的压力会大大减轻。职业联赛中困扰多时的裁判问题也有望得到缓解。

苏超等城市联赛的爆火看似突发，实则背后有深层逻辑驱动。从根本逻辑看，主要是地域情结这一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现象，以及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多层次需求。

地域情结，或称乡土情怀、故乡情结等，是历史演变过程中，基于农耕文化、郡县制治理体系、儒家文化所形成的集体观念等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在中超、中甲等职业联赛中，这种地域情结表现得很明显，比如围绕泰山形成的遍布山东各地市乃至海外的球迷组织，使泰山成为中超客场球迷最多的球队。而苏超等城市联赛采用主客场赛制，正好为地域情结提供了最佳释放平台。

近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不断变化。社会方面，城市化进程加快，为城市联赛提供了坚实基础；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也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空间。经济方面，中国商业模式变化迅猛，网络经济兴起，带动文化消费、体育消费和旅游消费等多方面需求增长。

这些是城市联赛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当然也离不开各方的引导和推动。

首先，国家层面对足球的重视起到了引导作用。从2022年到2025年，国家连续四年高度关注足球，这自然传递给了球迷和大众。

其次，各地政府的推动是关键支撑。这几乎是所有省市超级联赛的共性，类似“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口号，没有政府支持几乎无法成为宣传标语，文旅部门也全力配合。

再次，网络自媒体的积极参与是重要助推力。2023年，“村超”火爆与网络传播密切相关，苏超期间自媒体层面也出现大量“偏激”言论。至今，“村超”依然火爆，当然这属于城市联赛之外的赛道。

最后，跟风模仿和超越展现了中国社会的行动力。一方面，球迷跟风热情高涨，比如齐鲁超赛虽然不是城市联赛，球迷热情依然高涨，媒体甚至分不清两者区别，却依然大力支持；另一方面，苏超火爆后，其他城市联赛自然跟进，这正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正常现象。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实践看，跟风和模仿之后往往是超越。

回到开头，苏超各城市有意引进更多优秀职业俱乐部梯队球员，也引发了另一种声音甚至质疑：苏超这样做，会不会走样了？

改变效果如何，还需时间验证。虽然各省市乃至各地市的城市联赛标准趋于统一有利于赛事统筹和国家级省市联赛建设，但城市联赛完全可以多样化发展。苏超谋求转型，其他省份的城市联赛则尝试通过更严格的条款，将联赛与城市身份紧密绑定，以强化球迷和球员的身份认同。作为引领者，苏超从赛事质量和观赏性角度做出改变，逻辑上是合理的。

甚至可以说，若苏超持续吸引中国优秀年轻球员，最终发展成中国顶级青年联赛，或将成为意外之喜。毕竟当前中国青少年足球核心是精英青训，除了海外体系，精英青训主要依赖高质量主客场联赛，但该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尤其是吸引球迷，需要过程，且难度较大。苏超若主动承担这一重任，或对中国足球青训大有裨益。

归根结底，中国足球的发展应基于地域广阔，设立多条赛道。例如国家级青训体系中，职业俱乐部青训是一条，地方体育局和足协主导的体系是另一条，未来以顶级名校和大学打造的高中生联赛及大学生联赛又是另一条。

就社会足球赛事而言，欧洲拥有完善的俱乐部金字塔体系，从职业联赛（职业联盟主导）、半职业联赛（国家足协主导）到地方联赛（地方足协主导），层级多达十级甚至更多。中国足球也需要类似体系，除城市联赛外，各省市仍坚持举办俱乐部联赛。实际上两者并不冲突，比如齐鲁超赛冠军泰安城建有意收购或合并泰安天贶，将在城市联赛和中乙联赛两条赛道同时发力。

在行政区划赛事层面，“村超”是草根足球发展模式；深圳市直接跳过区级打造“街超”，是一种扁平化模式；东三省与内蒙古联合打造东北超，又是一种联合模式。在此背景下，城市联赛衍生出多种规则和模式属正常现象。

实际上，即使在职业联赛层面，未来也可能出现区域性职业联赛。比如地域广阔的巴西，除了全国性的巴甲、巴乙职业联赛外，还有圣保罗州、里约州等多级别职业联赛，参赛俱乐部既有重合也有差异。

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发展的基础上，构建大湾区职业联赛、江浙沪职业联赛、京津冀职业联赛，甚至单一省份职业联赛完全可行，只需与国家级职业联赛时间安排协调。实际上，四年前这一方案已被提出和讨论，未来实现可能性极大。

例如新疆，融入东部青训联赛和职业联赛存在较大难度，在保持与东部足球发达地区人才交流的基础上，打造独立成人赛事和青少年赛事更为适合，也完全可以成为中国足球发展的有益补充。

单靠国家统一统筹各项赛事力度有限，在国家总体规划基础上，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竞赛体系并服从国家布局，才能真正形成合力。

综上所述，苏超及其他城市联赛的另一层核心意义在于带来了中国足球全新的竞赛格局：中国足球无需只走一条赛道，完全可以多条赛道并行。当然，在此过程中，规则不断完善，监管绝不放松，保持理性尤为重要，毕竟职业足球的反复沉浮是前车之鉴。